模特比赛获奖感言要怎么说。
很荣幸参加这次比赛。
我觉得模特是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也是利用自我来展示服装底蕴的很有内涵的表演性人物。
还有就是介绍一下自己的性格和对此次比赛的看法。
感谢*****人最后自信说一句，我相信自信是成功的基础，或者有自信就成功了一半之类的。
爱笑会议室里面有一个节目是他们几个人刚开始跳舞的好象是七十年代的舞蹈然后是八十年代，然后是21世纪
什么叫做好人——机智，有正义感，聪慧，多谋，遇见事情冷静，沉着，那什么又是坏人呢——奸诈，愚笨，邪恶，坏思想。
一、隐喻透视出的“封闭”意象 隐喻一直是张爱玲在作品中最善于使用的表现手法，在《封锁》中也不例外：“开电车的人开电车。
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小说展现给我们的第一个画面就是行驶的电车，由于在封闭的空间里最容易激情人类最本初的动物欲望，所以张爱玲特意将故事发生的地点选在了封闭的电车里，为小说情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电车作为旧上海独特的文化符号，第一时间带读者回到了故事发生的年代。
此外电车的选取还同时代暗示着“前进”与“封闭”这两个矛盾对立的意象。
当封锁的铃声响起时，车厢内外更是分隔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分别隐喻着社会和人生。
随即我们将目光转移到开电车的人身上。
他一直在开电车，两眼直直地盯着车轨，没有任何表情，与其说他在做工作，不如说他在机械地完成着深深印在他脑海里的一系列连贯动作，没有目的，没有追求，只是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应该这么做而已。
如果说日本兵战乱的封锁令人感到窒息般的恐惧，那么在人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封建愚昧的社会规范带给人的则是死亡般的绝望，而且日复一日，看不见尽头。
其次人物名字的选取也极富隐喻的意味。
吕宗桢，“履忠贞”的化音，他活着就是为了履行忠贞，履行作为一名会计师、一名丈夫、一名父亲的责任。
尽管每天忙忙碌碌，却“不知道为什么去，为什么来
对于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兴趣。
说是为了挣钱吧，也不知道是为谁挣的”，仍然年复一年的从事着令自己感到乏味无聊的工作；尽管对于妻子的不懂含有蓄积已久的不满，依旧“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到弯弯扭扭最难找的小胡同”买妻子要的包子带回家；尽管对让自己心灵有一瞬间悸动的女子颇为动心，但最终决定：“我不能够离婚，我得顾全孩子们的幸?！?，还是要守着原本就不相配，只是受父母之命，名存实亡的婚姻。
表面看来，他是一名负责任的好员工，好丈夫，好父亲，可是究其根本，他只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又无心反抗，过着苦闷生活而且随时都可能出轨的男人。
而吴翠远这个名字，大概是“没有美好未来”的化意。
她生于“一个带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
家里竭力鼓励女儿用功读书，然而家长渐渐对她失掉了兴趣，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的家庭。
在家她本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她也应该是个好老师，可就是对于这样一个普通的渴望爱的女子，在家人表示不满和工作受人质疑的双重压力下，表现出软弱的叛逆，做着痛苦却无谓的挣扎。
男女主人公的激情从瞬间地产生到悄无声息地消失，过程的荒谬一方面是社会环境造成的，但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服从”思想已在他们的脑子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是这种“封闭”的思想禁锢了他们的肉身和灵魂，悲剧的结局也是意料中事。
二、从张爱玲的艺术知觉力感受人物的性格 任何作家创作都必然要通过感知渠道，经历感知过程，才能得到感知结果。
张爱玲的小说之所以有它独特的魅力也是由于她非常善于调动自身细腻的感官以感知身边发生着却被别人忽略的一切。
在《封锁》中极其活跃的就是她的视觉和听觉。
封锁的铃声响起，车厢外的人们乱作一团，四处逃窜，商店里的人不顾路人的哀求，“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尽管情况并不是那么紧急，店里的人仍然将大门紧锁，不愿意对他人施以援手。
可见社会动荡期年代百姓彼此的防范与不信任。
而此时车厢里倒成了安乐的地方。
公事房里的人站在电车门口，照旧讨论着复杂的人际关系；随后出场的是一对长得颇像兄妹的中年夫妻，“女人突然叫道：‘当心别把裤子弄脏了
现在干洗是什么价钱
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
’”语言的描写质朴真实，正是日常性的对话才最能反映人们生活的实际状况。
描述过旁人之后镜头又推向了小说的男女主人公。
从男主人公“买包子、读报纸”的细节足以见得他本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老实人，如果不是为了躲避觊觎他十三岁女儿的董培芝，之后的一切可能就不会发生。
这种生活中的“巧遇”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性，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想保护女儿的父亲，和一个想攀高枝的男子的形象。
女主人公吴翠远，“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携着一把蓝白格子小遮阳伞，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
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
无论是穿着还是随身携带的东西，只选择蓝色和白色就不难看出吴翠远的纯洁忧郁，而作者对她并不刻意雕琢的外貌描写，恰好赋予了吴翠远平凡普通，没有个性，没有主见的性格。
一个普通的老年人，“手心里骨碌碌骨碌碌搓着两只油光水滑的核桃，有板有眼的小动作代替了思想”。
小说中多处表达“思想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见人们就是这样过一天算一天，盲目地生活着。
有学者认为张爱玲对电车里社会各个阶级代表无论是从语言还是动作的描写，都是为了批判当时社会的落后，更是将她的作品拿来与鲁迅的作品作对照，对于这个观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从张爱玲艺术知觉力运用的角度来看，在这一段描述中，作家分别描述了公事房的市民阶层、普通夫妻、男女主人公以及老人在封锁期间的所见所言，但文字透露出来的不是这四类人物的组合或相加，而是由这四类人物的形态组合而成却又大于这四类人物组合的东西，这就是艺术知觉力所追寻的“文学格式塔”，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个人物独特鲜明的个性，是40年代上海百姓社会生活的缩影，而非对社会的批判或是“鲁迅式”的讽刺意味。
再从其它作者对张爱玲写作风格的评价来看，王晓明先生说得极其明白：“她写人性，但绝少揭发‘国民性’的轨道；她也写讽刺，但那每每与社会批判无关；她似乎是写实的，但你不会想到说她是现实主义作家；她有时候会让你想到‘控诉’这个词，但她控诉的指向是那么模糊，你根本无法将它坐实。
与沈从文相比，她的写作显然是富于个人性，她没有沈从文那么多的牵挂，它可以全神贯注于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细致感受。
她的表情是那么平常，在这一点上，连萧红都比她不上。
”作为张爱玲最亲近的人，胡兰成最有发言权：“鲁迅的讽刺却是有所求……所以讽刺、谴责。
张爱玲不是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余彬也指出：“张爱玲并不希望‘控诉社会’，假如其中有社会批判因素的话，那也只是它的副部主题。
张爱玲首先想在这险恶的环境之下展示人的脆弱。
”笔者对于上述这几段话的理解是，张爱玲的小说中确有讽刺，但与鲁迅等五四作家并不相同，她并非要批判愚昧以换取光明，并非要“破”旧的生活以“立”新的人生，而只是通过对人物以写实为主稍带虚拟的描写，将活生生的有丰富性格的真人饱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三、人追求自由的本性 在《中国大宗教》中，张爱玲写道：“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
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了空白，一切思想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
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就是放弃思想，循规蹈矩，以自我约束为美德。
”小说的结局虽然是带有悲剧性的，但吕宗桢在对吴翠远倾诉和爱慕的过程中将蓄积已久的压抑发泄出来，吴翠远则在陷入突如其来的爱情中寻找到心灵的缺失，二人都在短暂的爱情世界里体会到了快感。
笔者认为小说结局吴翠远的流泪和吕宗桢的叹息并非是对彼此的留恋，而是对这短暂的自由、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的惋惜。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分析理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
本我不顾现实，只要求满足欲望，寻求快乐；超我按照道德准则对人的欲望和行为多加限制；而自我则活动于本我和超我之间，它以现实条件实行本我的欲望，又要服从超我的强制规则，它不仅必须寻找满足本我需要的事物，而且还必须考虑到所寻找的事物不能违反超我的价值观。
自我扮演着最难当的角色，一方面设法满足本我对自由的追求，另一方面必须使行为符合超我的要求，这就使人生活的很辛苦。
劳伦斯也曾大力主张：“活着，做一个活人，做一个完整的活人，我要说的就是这个观点。
”而席勒也表示：“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才游戏，只有人在游戏的时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笔者认为，人活在世上需要受到道德规范的束缚，但不需要拒绝欲望。
文明的出现为满足人类欲望创造最大限度的条件。
欲望通过身体，受文明的限制达到自由，这才是应有的文明。
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一样，受到来自外界巨大的压力，而欲望又得不到满足，他们内心的苦闷也代表了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那种对自由深切渴望的人性需要我们沉下心来体会。
